《中国书法报》再次刊发我市青年书法家郭庆收学术文章

      近日，我市青年书法家郭庆收在书法理论研究领域再传捷报。继学术文章《法古与写心》于《中国书法报》2025年第16期发表后，其新作《沙孟海的战国玺印的双重性特征探析》又亮相于《中国书法报》2025年第25期（总第525期），该文章的发表不仅为沙孟海研究及战国玺印研究领域注入全新活力，更在书法界引发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。

    沙孟海作为二十世纪书坛泰斗，集学者、篆刻家、书法大师等多重身份于一身，在金石考据与笔墨实践领域成就斐然，熔铸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，其对战国玺印的研究成果及创作实践，深刻影响后世。沙孟海先生开创性提出战国玺印“奇诡与平正并存”的双重性理论，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基石。在《沙孟海的战国玺印的双重性特征探析》一文中，郭庆收通过对沙孟海古玺研究的深度解析，围绕战国时期玺印实用功能（规范性）与艺术表现（写意性）展开深入探讨，揭示二者间辩证统一的关系。这项研究不仅有助于精准把握战国文字演变的时代特征，更能让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传统艺术中“奇正相生”的美学智慧，以及古代印章艺术在规则与创新之间维持动态平衡的艺术规律，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思路。

    郭庆收始终深耕书法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领域，即便工作繁忙，仍凭借对书法艺术的赤诚热爱与执着追求，潜心钻研书法史论。此次两篇文章的接连发表，既是其个人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，也为聊城书法界赢得荣誉，充分彰显了聊城青年在书法领域的探索精神与学术追求。

奇诡与平实

------沙孟海对战国玺印艺术的双重性特征探析

在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战国玺印凭借鲜明的艺术特质，始终是后世篆刻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重要源泉。沙孟海先生开创性地提出战国玺印“奇诡与平正并存”的双重性理论。本文通过对沙孟海古玺研究的深入解析，着重探讨战国时期玺印实用功能（规范性）与艺术表现（写意性）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。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战国文字演变的时代特征，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艺术中“奇正相生”的美学智慧，以及古代印章艺术如何在规则与创新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艺术规律。

沙孟海治学严谨，深谙乾嘉、桐城学派之精髓，将“大凡篆籀、陶铭包括古器物”及新出土之考古材料，皆纳入古玺研究之范畴。罗振玉说：“古玺印出土之地三，曰关中，曰山左，曰归化。诸家谱录所载，大半出关中。其出山左者什一二，归化者什二三，而山左多出自文官私玺，归化者多朱文私玺。”

以上概述可知，战国玺印，其形制文风，实具鲜明方域之异。三晋之地，官玺多作白文，私印则以阳文为尚；齐邦玺印，独擅铭文记事之长；燕国官印尤异，形制修长，钮柄纤细，郑洛出土者，文风简古质朴。稽其规制，春秋战国之印，大者径寸，小者半之，官印稍宏。形以方者为正，圆者、椭者、长方扁方之属。从其，我们不难理解，古玺艺术在规范化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表达，既体现了实用功能的严格要求，又蕴含着丰富的地域特色和艺术创造力。沙孟海先生正是通过对这些细微差异的敏锐观察，才得以构建其"奇诡与平实并存"的经典理论。

沙孟海对战国古玺文字尤唯独爱，他认为：“古玺文字奇诡与平实并存”，既体现了先秦文“书同文”前的多样形态，又孕育了后世篆刻艺术的审美基因。”此论鞭辟入里，令笔者深以为然。细究古玺文字之妙，诚如沙翁所言，兼具实用与艺术之双重特性，其形制虽受印面之限而须合乎规范。然，笔势之舒展、结体之变化，又往往超脱绳墨之外。笔者以为，此正合《庄子》“技进乎道”之旨——工匠以实用为本，而艺术之境自在其中。观先秦古玺，或奇崛如峭壁，或平正如圭璋，皆能于方寸之间见天地，诚可谓“规矩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”。此般辩证统一，实在为篆刻艺术之根本。

战国玺印最显著的艺术特色在于其“奇诡”的独特风貌，也是沙孟海印学研究中着力探讨的重要内容。这种“奇诡”首先体现在文字形态上呈现出丰富的地域性写意风格。沙孟海在《兰沙馆印式》序言中讲到：“楚玺多取纵势，结体欹侧；齐玺线条圆转，布白疏朗；燕玺则常见鸟虫书装饰。”笔者认为，此论非但揭示了先秦文字之地域差异，更暗合《周易》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”之旨——六国玺印各具特色，实乃其文化精神之外化也。

楚玺的写意性表现最为突出。以长沙出土的“郢粟客玺”为例，其妙处有三：其一，结体取势纵向伸展，达二比三之黄金比例，如屈子《离骚》“长太息以掩涕”之纵逸；其二，刀法凌厉遒劲，冲刀所成“V”形截面，锋芒毕现，恰似《楚辞》“带长铗之陆离”的锐气；其三，章法布局取“对角呼应”之势，错落有致，暗合“阴阳相生”之道。沙孟海先生评其：“楚文化之神秘浪漫，尽泄于玺文之间。”笔者尝考楚玺文字，楚玺写意非仅止于形式之变，细察其文字特征，发现其突破常规处有三：其一，楚玺文字突破常规空间秩序，却通过“对角呼应”“虚实相生”等手法重建平衡。其二，楚玺艺术的写意特征，实为楚地巫觋文化与中原礼乐文明交融的产物。观其刀法，凌厉如巫者降神之舞；察其章法，严谨似史官记事之策。其三，楚玺创作体现出“得意忘形”的艺术追求，所谓“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。”笔者还注意到，楚玺文字常通过“省减笔画”“夸张主笔”等手法实现写意效果，以此保持可识性，又能增强动势。

此外，燕玺鸟虫书者，实乃先秦玺印艺术之奇绝者也。以易县所出"燕侯职玺"为例，其装饰之精妙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究其法，约有三种：一曰“增饰”，于笔画之侧添饰鸟首虫足；二曰“变形”，化直为曲，变方为圆；三曰“替代”，以禽鸟之形代点画之体。据以上概述，笔者认为，燕玺鸟虫书实具三重价值：其一，技法层面，开创文字装饰之范式，后世之“九叠文”“悬针篆”皆受其沾溉；其二，审美层面，体现“错彩镂金”之美，与《周礼》“画缋之事”一脉相承；其三，文化层面，折射燕地“尚巧工”之传统。燕玺虽极尽装饰之能事，却未失实用之本。其文字结体仍守“六书”规范，故沙翁“印外求印”之说，于此又得一明证。

《考工记》有云：“天有时，地有气，材有美，工有巧。”此论诚为古玺写意“形神兼备”之妙境作注脚也。细究之，古玺艺术实得法度与自由相生之趣，楚玺纵逸而不逾矩，燕玺华美而存本真。二者虽各具风神，然皆合“印者，信也”之要义，可谓“和而不同”。尤可贵者，古玺既能尽凭信之实，复得写意之美，实乃“文质彬彬”之典范。

古语云：“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。沙孟海认为：“秦统一前的玺印文字，最能反映地域书风的差异性。秦玺方正匀整，已见“书同文”之端倪；而六国玺文则各具特色，恰如《周礼》所谓“六书”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的自然生长。”细察，秦朝“皇帝信玺”封泥，其线条平直匀称，结构严谨有序，已显小篆之雏形，足见实用印章对文字规范化之必然要求。此乃文字演进之大势所趋，亦为文明发展之必然要求。然则，规范之中不失灵动，整饬之外犹存变化，此乃古玺文字之精髓所在。

然，沙孟海认为：“观古玺文字，当于规矩中见变化，于变化中寻规矩。”此言得之！这种规范性在沙孟海看来并非僵化的教条，而是文字演进的必然趋势。他在《沙孟海论书丛稿》中分析道：“秦玺文字的平实特征，实为政治统一在文字领域的反映。“书同文”不仅是秦始皇的政令，更是文字自身发展的规律——从殷商甲骨文的象形多变，到西周金文的逐渐规整，再到战国秦系的简省方正，文字始终在实用性与艺术性之间寻找平衡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沙孟海是在历史语境中探寻规范，在规范中理解平实的研究方法。

关于战国玺印“平实”特质的本质内涵，需要从多维度进行解析。所谓“平实”者，非谓平庸无奇、才思匮乏之谓也，乃指战国玺印于恣肆多变之表象下，所蕴藏之实用理性与功能本真。沙孟海讲：“（印章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，它是为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的广泛需求而登上历史舞台的。”细究，战国玺印之平实特质，实有三重深意：其一为器以载道之功用。《周礼·秋官》有“玺节”之载，郑玄注云：“玺节，印章，如今斗检封矣。”可见玺印本为符信之具，用以明贵贱、别尊卑、征信验。沙翁所引季武子用玺书之事，正见其“通商旅、明契约”之实用功能。其二为制器尚象之理法。虽列国文字异形，然皆遵循六书之旨；虽形制多变，然必合于持握钤印之便。其三为文质相宜之平衡。观传世战国玺印，纵有奇姿异态，其文字结体必存可识之度，其章法布局必具稳定之势，此即平实之本相。

战国玺印之实用价值，首重其征信功能。沙孟海据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所载：“季武子取卞，使公冶问玺书”之事，明确指出：“春秋中期季武子用玺书的故事，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”此论揭示玺印作为信用凭证之本质属性。当是时也，列国商贸日繁，玺印遂为货物转徙、契约订立之重要凭信。其文字虽因地域而异，然皆具备基本可识性，此乃实用功能之必然要求。考古所见大量玺印遗存，沙氏推断“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春秋时代的”，足证其使用之广。

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，战国玺印之功用，其由商贾而渐入庙堂之演变轨迹。前文所述“通商旅、明契约”之初始功用，实乃其本相。沙孟海引用苏秦佩六国相印之典，阐明印章已“从最初作为手工业与商业在人际间交往的凭证，逐步登上政治的舞台”。在礼崩乐坏之战国，玺印成为身份等级之外化象征。其材质择选，或铜或玉；其形制大小，或方或圆；其钮式雕琢，或简或繁，皆与使用者之社会地位相称。此种身份标识功能，促使玺印在保持艺术个性之同时，必须遵循特定规范，遂形成“平实”特质之制度基础。

基于以上分析，笔者以为，今人研习古玺，往往惑于其表象之奇，而忽其本质之正。犹如庄子所谓“得鱼忘筌”，但见艺术之“鱼”，不识实用之“筌”。实则战国玺印之妙，正在奇正相生之间——其奇者所以显才情，其平者所以立根本。王澍《论书剩语》云：“不奇不能正，不正不能奇”，移以论玺，恰如其分。如今，再看沙孟海所藏“日庚都萃车马”烙马印，印文虽错落参差，而取信功能丝毫未损，足证艺术性与实用性本可兼善。

沙孟海对战国玺印艺术的双重性特征的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。他突破了传统金石学将古玺单纯视为文物考据材料的局限，赋予其艺术本体的独立价值。在《近三百年的书学》中，沙孟海曾批评清代学者：“多重玺印之史料价值，而轻其艺术成就，此乃见木不见林也。”而沙孟海提出的“奇诡与平实并存”之说，为理解中国书法篆刻中“法度”与“意趣”的辩证关系提供了典型范例。诚如他所言：“秦玺之平实，得文字演进之“常”；六国玺之奇诡，成艺术表现之“变”。常变相生，乃中国艺术精髓所在。”